魯迅困住魯迅孫

　　作者 | 路遲
　　魯迅誕辰140周年之際，其長孫周令飛意外走紅了。
　　但“魯迅孫子”在今天格外受追捧，倒不是因為魯迅。
　　視頻里，周令飛用一種詼諧而哭笑不得的語氣，回憶自己作為魯迅孫子“躲不開魯迅的一生”。
　　上世紀50年代，周令飛念小學時，總被喚“魯迅孫子、魯迅孫子”；每到上魯迅的課文，同學們總要抱怨：“又要背你爺爺的文章”；新兵連結束后被分配到衛生所，因為魯迅棄醫從文，“你要完成祖父未完成的事業”；還要他寫通報，因為魯迅是文學家，他的孫子應該擅長寫作文才對；寫不下去，別人拿煙給他抽，他不會，“怎么可能，魯迅抽煙”……
　　周令飛訴說從小到大身為魯迅孫子的苦惱，被網友稱為“段子手”
　　類似的事情很多很多，如今68歲的周令飛，把這些曾貫穿前半生的經歷，用既略微帶著自嘲又無比坦然的語氣講出來，令人捧腹。
　　人們驚喜地發現，這位自稱不會作文的“魯迅孫子”，其實語言敘述能力不失水準，他的表達變得很像脫口秀。主張鮮活、生動，理解門檻并不高，但內核仍然是嚴肅、真誠的，是一種新時代的文學表達。
　　不過，笑談一時，“魯迅孫子”的頭銜伴隨周令飛一世。“魯迅”既是光環，也是陰影，讓孫輩周令飛從出生始就同時承載著一份榮譽和期待。

　　而在中文語境里，“孫子”這個稱謂又很微妙，似乎總是在人之后，總是離不開血緣，大文豪、精神先驅的身份基因甩不脫、賴不掉，誠如他無奈的慨嘆：“年輕時感覺被無數雙眼睛盯著，所以一心想要‘逃離’。”
　　轉念一想，魯迅周樹人有四個孫子女，可為何似乎獨有長孫周令飛，在近年來以“魯迅孫子”身份受到關注最甚？
　　“大概是因為他有胡子吧！”與一位研讀魯迅多年的朋友商討，對方似是而非地作出此解，依然帶著茫然與疑慮。
　　叛逆的子孫
　　今人被周令飛吸引其實是自然而然、意料之中的事。別的不說，當一字胡、方臉和下癟的嘴角出現在視頻里，簡直仿佛教材里的魯迅活過來了，叫人忍不住感慨基因強大。

　　不過，這爺孫倆其實的確存在著諸多不同。
　　魯迅之妻許廣平身高170，獨子周海嬰個頭也高，遺傳到周令飛這兒，整整比魯迅高出20厘米。周令飛也常以此為理由，半開玩笑地回應那些“是否有導演邀請你去演魯迅”的關切。

　　魯迅與孩子、夫人許廣平
　　歷史上的魯迅，除了冷峻犀利的文風，個人生活更被無數研究者剖離出冷淡、倦怠與惰性一面。在他身上，熱情與冷觀并行，悲哀與寂寞并存，主張“人得要生存”這般進化論的人生觀，也曾因放不下老母親而拒絕暗殺任務。
　　而周令飛更像一個“叛逆的子孫”。在還未到參軍年齡的16歲就請纓參軍，不被接納，便通過軟磨硬泡去表現；30歲那年，與女孩私奔去臺灣；直到21世紀年過不惑之后，才回來安心當起魯迅文化宣傳人。
　　幾代青年受魯迅影響太過深刻，當代文人所鑄思想，也不乏許多充斥著魯迅的影子，不過，對其檐下成長起來的親子孫而言，影子也有不少時刻以“陰影”形式存在。

　　因為祖父的“陰影”，周令飛活得并不輕松。上世紀六十年代，學校要求背魯迅課文，要學習魯迅怎么戰斗、怎么投匕首。
　　他感到很不舒服，“我不喜歡當‘孫子’，我就不去學校了，躲在家里看書”。
　　后來自費去日本留學，魯迅在日本實在太出名，于是，周令飛的“一舉一動都會成為大家閑聊的話題”。
　　世人總是想在周令飛那張酷似周樹人的臉上尋找某種印證、驚喜，或者僅僅是噱頭，而一旦發現現實與想象的連貫有所相悖，就仿佛遭遇了某種背叛和欺騙。
　　周令飛之父，魯迅唯一的兒子周海嬰，也一度被置于諸此哭笑不得的誤解之中。

　　大學時的周海嬰對橋牌感興趣，引起軒然大波，甚至被嚴肅約談。不喜寫作、會跳交誼舞的周海嬰招致質疑：魯迅的兒子怎么可以打牌跳舞，不好好讀書？

“別人把我放在一個框框里，覺得周海嬰就應該在某一個框框中生活。在別人眼中，學生應該念書，別人打橋牌我看看，好像就是影響了我的學業。想學交際舞也不行，所以我一直到現在都不會跳舞，這都是我的禁區。”

　　魯迅49歲那年才意外有了周海嬰。老來得子，魯迅對周海嬰的寄托，是自洽、幸福的人生。
　　而周海嬰對父親的記憶雖然僅停留于7歲，但其著作《魯迅與我七十年》里所謂的“七十年”，是指從出生到寫成此書共耗七十年。
　　整整70年，周海嬰作為“魯迅兒子”活著，用一生去追尋父親的身影。
　　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長孫夏目房之介曾與周令飛互訴苦衷：即便從未見過祖父夏目漱石，房之介的前半輩子也一直生活在某種恐懼當中。“每天就是被人家說，你應該會寫作，你不會寫作，就是數典忘祖。”

　　周令飛
　　但夏目房之介學的是漫畫，從事的是漫畫評論工作，他曾在《漱石的孫子》一書里抒發苦悶：“我無法選擇地成為了夏目漱石的后代，直到20歲，我都對此感到非常無奈，好像我一出生就背負了一筆巨額債務，總是有人會在我面前和背后指指點點。”
　　可類似的苦惱很難為大多數世人理解，用今天的話來說，甚至容易被質疑“凡爾賽”，這也讓“孫子”們只能獨消困悶。
　　在周令飛出生后沒幾年，周海嬰妻子馬新云懷上了次子周亦斐。出于對學業與事業的考量，夫婦倆當時并不打算要那么多孩子，但當他們準備去開人流手術介紹信的時候，學校領導卻出面制止了他們，理由是：魯迅先生的后代本來就少，怎么可以輕易打掉？
　　“打不掉”的后代
　　講究門第、家學的中國人尤其鐘意把子孫與父輩緊緊相連，傳統諺語“虎父無犬子”“老子英雄兒好漢”等等，無不昭示著文化慣性里對名人偉人后代的精神、身份想象。
　　在家庭單位更穩固、知識資源與階級流動程度有限的封建時代，我國不乏家族同志的典例。文界如“三蘇”詩人蘇洵、蘇軾和蘇轍，如書法世家王羲之、王獻之、王洵；武界就更多，如岳家軍、楊家將、薛家將等經典將門。

　　現代更常見的稱謂叫做“二代”，本身無關褒貶，只是象征承載著父輩聲望的出生，以及外界更多嚴苛挑剔的審視。
　　相較于“官二代”“富二代”“星二代”，文學才華可以帶來的更多是習慣的熏染和積累，“文二代”也天然寓意著更高的天賦期待，比如詩作受到爭議的賈平凹之女賈淺淺。
　　不過，在這條想象的“文化傳承”路徑里，無論是從小耳濡目染的技術熏陶，還是基因天賦使然，都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元素：環境與時代。
　　周海嬰、周令飛，與其祖輩魯迅一樣，也各自經歷了急遽變化的時代，但前兩者的變動，更多是社會層面而非國家民族層面的。
　　環境、時代、個人經歷的諸多不同，造就了祖先后輩的不同人生軌跡。
　　雖然周海嬰在回憶錄里承認，長子周令飛在性格上與魯迅有著頗多“隔代遺傳”的相似之處，“自主性很強”“凡事只要認準了要干，是誰也改變不了的”。但周令飛出生的時候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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魯迅已經去世17年了，滄海桑田，個體的家族記憶何能掩蓋時代洪荒？

　　周海嬰生前照，背景是父親魯迅
　　因此，周令飛對祖父的了解和認知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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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和世人一樣多半是聽來、讀來的，不過多了一份家族內部的視角，對作為一個具體的人而非文化符號的周樹人，多了一份直觀感知。
　　周令飛的名字“令飛”，倒的確是周海嬰、許廣平母子商量為了紀念祖父而采用魯迅其中一個筆名。
　　但這出于中國人重視家族、血緣，紀念父輩的一種情感慣性，與思想精神、文學價值之類的東西關系不大，也談不上孰輕孰重。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魯迅對自己兒孫的期待，在其遺書里已交代明白：“孩子長大，倘若無能，可尋點小事情過活，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。”
　　如果說，作文、作詩作畫都可以算一種技能，可以耳濡目染，也可以代代相傳，但文學和藝術，更像是一種帶有靈性的、集天時地利人和的復雜產物。它不可投機，不可強求，正如葉圣陶之子葉兆言曾提到寫作與家庭沒什么關系：“這不像中醫，有獨門秘方可以代代相傳。”

　　從前有人問周令飛：魯迅的“兩棵棗樹”，分別有什么含義？周令飛一時答不上來，只覺得“是文學上的一種技法”。數年后，他才恍然大悟：“一棵是物質的，一棵是精神的。”
　　讓幾代中國學生頭疼的《狂人日記》《阿Q正傳》等教材必選文，學生時代的周令飛也難以理解，他曾在采訪里坦言，自己對祖父的認知一知半解，甚至是“一片空白”。
　　魯迅的文化遺產不是周家子孫單獨享有的，而是百年來不斷被解構、鑄煉的國民性瑰寶，要透徹地消化這份瑰寶，不僅需要人生閱歷和歲月的積淀，還有一種跨時代的悟性。
　　古有云“君子之澤，三世而斬”，祖輩的精神財富文化，不足以讓三代以后的后代用來消耗與消解。

　　好在，魯迅其他幾個孫子似乎也走出了各自的路。
　　次子周亦斐，從小喜歡做生意，現在已經是一名企業家；三子周令一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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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赴日本廣播學會北京辦事機構擔任攝像記者；女兒周寧遠嫁日本；魯迅還有個侄孫去香港做了演員，名叫許紹雄。
　　他們之中，甚至沒有一人成為嚴格意義上的作家，更惘談像祖父那樣“棄醫從文”。表面看來，魯迅那句囑咐“忘了我，管自己的生活”，倒是整體得到了彰顯。
　　“真實的不朽”
　　相比起十年前，今天的魯迅似乎比十年前更多被置于一份屬于年輕人的熱鬧中。
　　“熱鬧”和“狂歡”是不一樣的，當后者有了某種污名元素，“熱鬧”更多包含一層可愛可敬的親近。
　　以今年的《覺醒年代》為一個標志，魯迅趴在地上嚼著辣椒寫《狂人日記》的那一幕，令青年雀躍，視為“偶像”。
　　緊接著，井噴的“文化偶像”一次次復活魯迅，90后、00后在B站和脫口秀段子里將魯迅化為熱梗，以一種雖然未必深刻但足夠輕松、傳播力足夠廣的方式，擁抱魯迅。

　　不過，即便是詼諧的善意，即便不再有滿天飛的“魯迅說”，世人對已故先賢的理解和認知仍與真實存在出入。
　　看到《覺醒年代》里魯迅趴在地上寫作那一幕，周令飛覺得有點夸張，在他的記憶里，祖父是個很講究、有條理、愛整潔的人，買東西包裝的牛皮紙都要一一打開、疊好，再把系在上面的繩索謹慎地纏起來，甚至在去世前幾個小時，他都會專門從床上下來，走到桌子邊，寫下便簽：“我病重了，趕快找醫生來。”

　　這些真實而無奈的細節，在時間中逐漸被遺忘、抹去，一個人身上最具有英雄主義的、對文化精神遺產最具啟發鞏固作用的特質被保存下來且加以放大，逐漸地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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魯迅的身份蓋過了一個有血有肉的凡人。
　　真實的魯迅不是只有“橫眉冷對千夫指”的斗士形象，更是溫和、敦厚，慈善的，“他的笑容比嚴肅多”。
　　進入21世紀后，年過不惑的周令飛開始把工作重心放在還原真實的魯迅上。
　　他幫助父親出版《魯迅與我七十年》，與父親合寫文章《魯迅是誰》，辦展覽、出版《魯迅零距離》，逐漸認識了和藹可親的、幽默風趣的祖父，那些從書本里得來的斗爭性和刻薄，并非不存在，而是存在于魯迅的文字和特定人生階段，但并非作為性格基因延續下來。

　　1923年11月，魯迅在北京師范大學學生面前發表演講
　　真相稀缺的時代，還原不易。文學評論家李長之曾在其著作《魯迅批判》里用“真實的不朽”來形容魯迅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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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的結局是概括性的：魯迅的文學成就和人格魅力，為他攬聚了太多俗世榮光，籠罩在他的頭上，將其神化，革命者、政治家、啟蒙的思想家、民族脊梁或精神戰士等“魯迅形象”不斷浮現出來，真實的魯迅反而越來越遠了。
　　日本作家竹內好則從文學研究的角度出發，強調把魯迅化為一種觀念，便是把中國文學本身固定化了。唯有否定魯迅的象征，才能從魯迅自身中產生“無限的、嶄新的自我”。

　　不過，當今天的年輕人閑時談論魯迅與柿霜糖和茴香豆的淵源，研究他的“兩棵棗樹”，笑著討論“魯迅孫子的胡子有多像魯迅”時，有人認為這是將偉人偶像化的弊行，我倒覺得，這是在近一個半世紀以后，